法制日报记者韩乐悟国家林业局政府网7月31日讯“不把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，生态保护没有出路。”7月20日，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向正在该省采访集体林权改革的记者们表示。“生态建设产业化，产业发展生态化”，这是2003年云南省提出的林业发展思路。2006年4月，云南开始在9个县（市）试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2007年起，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。
这场改革仍是循着这一基本思路。正像一位林业官员所说：“说一千道一万，林改的目的是既让老百姓的钱袋儿鼓起来，又要让山林绿起来。
”换句话说：无论是主体改革还是配套改革，都要朝向一个目标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。怎样才能实现共赢？真的能共赢吗？这对云南来说，已不仅仅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更是一场事关生态安全的“生死抉择”。改革：相似的动因和效果高位推动、落实“四权”、民主决策、依法依规……除了这些已被福建、江西等改革先行试点省反复总结过的经验和做法，云南这场改革的动因及其带来的效果也不陌生。云南称自己整个林业所处的状态是“大资源、小产业、穷林农”。
这实际道出了这场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：一方面，云南是全国重点林区和林业用地最多的省份之一。全省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4%，林业用地面积居全国第二，其中集体林地占林业用地的80%。
云南相信自己“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和把林业培育成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巨大潜力。”另一方面，云南省林业仍然存在产权不明晰、责权利不统一问题；大部分集体山林林农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，权益未能得到很好落实，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山林的主人。不仅林农育林积极性不高，那些为人熟知的造林、护林、防火、干群关系处理等一大堆之“难”，一样也不少且相当突出。这使林业不能又好又快发展，使林农长期守着“金山银山”过穷日子。
两年后，云南人如此总结自己的林改“效果”：机制被激活、产业得发展、林农收入增加、资源得到保护、促进了林业部门职能转变、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、农村社会更加和谐。有数字：2007年全省新增营造林面积610万亩，同比增加206万亩，增幅达50%；全省林业总产值达330亿元，比上年增加39亿元，增长13.4%，特色经济林面积发展到3871万亩；全省森林火灾同比下降18.5%，乱砍滥伐案件同比下降11.8%……有顺口溜反映改革前后变化：过去“林不归我，我不爱林；利不连我，我不营林；责不罚我，我不护林。”“过去几年不到山上看一次，现在几天就到山上转一圈。”“过去制度太老化，收益小来浪费大，公林好比唐僧肉，大家都想吃一口，有人毁林无人护，乱砍滥伐没有数；林权制度新出台，谁敢乱来受制裁，自家林木自家护，棵棵都是摇钱树。
”林农说，“过去乱砍滥伐，就是怕林地变动，现在这个树是我们自己的了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山林好好管护起来”；“山地分给我自己就是我的钱包了，现在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山林……”这些效果应该只是“初露端倪”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云南全省16个州（市）、129个县（市区）中，有5个州（市）和35个县基本完成主体改革任务，确权面积17601.35万亩、占全省集体林面积的63.9%，发放林权证面积10287.79万亩，占35.3%。
大理亮点：三个70%“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，只能‘摸着石头过河。’”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，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叹。大理的林改“亮点”是“三个70%”。7月20日，该州林改办工作人员肖丽娟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这“三个70%”：一是农民对山林依赖程度高的山区、半山区要尽可能地均山到户，力求做到实物到户率70％以上，这是最基本、最主要的形式；二是依赖程度一般和因客观原因不便到户的山林，要折股到户，颁发股权证，70％以上的股权要到户，建设按股投入，收益按股分配；三是依赖程度较低不便于管理的远山、高山的山林，可采取公开拍卖、招标、承包等方式转让给大户、联户、企业及社会各界经营，其拍卖和承包所得的收益70%以上必须均利到户，确保林农通过二次分配享有林地收益权。
这几年，从永平县到大理州，一直在林改一线“摸爬滚打”的肖丽娟告诉记者，她最大的体会是“改革要结合实际，不能按理论，搞教条式的一刀切。”不搞“一刀切”，但确保执行林改相关政策没的说。大理州林业局副局长吉向阳说，由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，事关广大林农的切身利益。
改革涉及林地、林木的处置、分配，涉及农村土地的承包、转让，涉及基层组织的民主决策，必须严格按照《森林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和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依法进行。记者被告知，为确保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依法、健康、有序开展，大理州委、州人民政府明确提出改革要以“三法”（上述三个法律）、“三文件（中央、云南省、大理州三个相关文件）”为依据，改革的方案、内容、做法和程序都必须在其规定范围内进行，以确保依法改革、依法行政、依法办事。具体到主体改革细节，明晰产权要切实做到“三个70%”到户；坚持自留山政策，自留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，不得强行收回，不得随意调整；已经承包到户、均山到户和流转的集体林地都要依法签订林地承包合同。符合法律规定、承包或流转合同规范的，要予以维护；承包或流转合同不规范的，要予以完善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，要依法纠正。
承包方案必须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。坚持“谁造谁有”政策，在他人林地上植树造林的，按照林地使用权服从林木所有权的原则，合理调整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关系。大理州一位林改工作人员说，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林农，改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“现在有的林农法律意识提高了，认为当初纠纷处理不当，适用的法律政策不对，就又来反映，要求我们重新调解。
”永平乡下见闻永平县位于大理州西部，是大理州的“西大门”，山区占93.8%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0.4%，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0.1%。是典型的集山区、民族、贫困于一体的农业县，属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。
2005年6月，永平被列为云南省9个集体林改试点县之一，同时被确定为大理州加快林业改革发展试点县。在永平乡下，林农的家常话是造林护林，“生意经”总离不开核桃、松茸、蚕桑等。
记者采访记录如下：厂街乡炉塘村的联户“合心组”：据炉塘村支书、村主任毛朝阳介绍，过去各农户的林地“四至”不清，山林基本处于无人管护状态，森林资源破坏极大，丰富的森林资源却没能见到效益，群众意见很大。2007年3月全村完成林权主体改革，均山率92.8%。由于该村人多林少，林地分散，为了管护好均山到户的分散林地，该村三村和大寨子村两个村民小组42户农户率先由关系融洽的农户联户成立“合心组”管护林地，保护生态。
各“合心组”聘请诚信可靠、责任心和奉献心强、有山林管护经验的人为“护林管家”，分片负责山林管护，其报酬由“合心组”成员每户每年支付10元解决。目前全村已发展了10个林地管护“合心组”。
“合心组”的每户都可以在自己林地里捡拾野生菌出售，村民王石华靠野生食用菌年收入最多的达2万元。还有40多个农户联合组建蚕桑“合心组”，联合种植蚕桑养蚕增收致富。山背后村民小组还以“合心组”的方式，聘请专人进行管护，对集体水源林进行封山育林。毛朝阳说，“林改后，原来的荒山上都种上了树，现在已没有空地了。
”靠发展核桃致富：炉塘村村民肖太红兄弟两家靠发展经营核桃，年收入分别达2万和3万多元。小黑沽村民小组组长毛显武2007年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树，“在山上种植核桃，既能恢复生态改善自然，又能发展经济收到效益。
”毛显武告诉记者，现在只要家里一来客人，就带他们看山看林，自豪地指点着说，“那片山是我的，那片核桃林是我的。”他相信，山林一定能让他富起来。河边村民小组组长郭玉华说，林改前村民小组200多亩荒山，“四至”不清，大伙想在山上栽树也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不知道栽下去的树会不会是自己的。
现在明确分给各家各户了，就都种上了桑树和核桃。其实不仅在永平，在大理、在云南，你总会听到各相关领导算“核桃帐”、展示“核桃蓝图”。
他们讲话中总会提到，“力争到2010年，将核桃树发展到多少多少亩。”机会中的探寻与选择或许是由于生态位置之重要、公益林数量之多，云南与“林子”的关系向来显得有些复杂和微妙，且相关的每一“举手投足”常常都会引来媒体、学者、环保人士的关注和争论。
云南上上下下都清楚，这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对于林业发展是一次“松绑”机会，同时也是对生态保护的一个严峻考验。“机会”带来的往往是“立竿见影”的“皆大欢喜”，而“考验”却将是为时不短的“时刻不可掉以轻心。
”记者被告知，生态公益林区、“天保工程区”、“自然保护区”（俗称“三区”）中的集体林如何实施林改，如何实施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，一直是云南省委、省政府在林改中重点关注的问题。副省长孔垂柱表示，如果林业发展只单纯考虑生态建设，不考虑林农的经济收益，单纯就生态保护生态，应该说很难保护。“不把生态和产业结合起来，生态保护就没有出路。
”他认为，生态林、商品林不完全是对立的，一些林种可以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。记者了解到，从公益林划分看，有国家、省、州、县不同层次。云南省在近年的改革中不断调整公益林的比例，有的地方已调整到30%。
采访中，记者多次听到给林业发展“松绑”的呼声，其中包括国家和地方不同级别层次的公益林，在流转、抵押等政策上不应“一刀切”，应有所区分等。有关人士指出，如此“一刀切”的政策还不少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现行法规对改革已难起到保驾护航作用。这次离开永平时，记者们被请求呼吁两个问题：一是建议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重点公益林补偿机制，加大投入，并将天保工程区纳入生态补偿范围，加强生态公益林的管护。二是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关于2010年天保工程退出后森工企业如何转型、生存的政策措施。
改革是不断探寻的过程。探寻中无法躲避的是一个个选择“关口”。
为提高土地产出率所作的产业结构调整、低产林改造，为平衡林农收益而进行的公益林比例调整，为落实林农林地“收益权”、“处置权”而进行的采伐制度和流转制度的探索等等，无一不面对“发展”与“保护”的权衡。有观察家指出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需要理性，越不能头脑发热。在这场改革中，云南致力于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目标。
云南人民在探寻中追求，我们在期待中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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